原标题：精选近5年《读者》杂志8篇最佳文章，篇篇都值得品
《读者》，曾有一位老先生这样评价：它像位绅士，上身穿着西装，下面却装着马褂，它亦中亦西，博古通今，是最新的老派人士，又是最旧的新派。又是位隐士，不动声色地影响着人间。而面对这位绅士，我们或喜欢它清新淡雅的封面，喜欢它短小精悍的故事，而我最喜欢的是它精致的卷首语。
《读者》的“卷首语”始于 1985 年第1期，老读者们可能记得，那一年的“卷首语”基本上是主编写的“本期导读”。后来，“卷首语”因受众多读者的喜爱，便逐步形成一个知名的栏目。在编辑看来，每期的“卷首语”应是钻石之于珠宝；在读者看来，“卷首语”则是精华之于精品。
既是精品，今天小编就为大家推荐这8篇经典卷首语，一起来聊聊它们给予我们的感动与思考。PS：本文卷首语为小编们翻遍近五年上百本《读者》杂志汇总手打而来，篇篇经典且发人深省，请大家一起品读。
一、古代妈妈的一封信
杨暖
《读者》2012年第9期（五月上）总第518期
古人写信很有意思。这是古代妈妈写的一封信，母亲写给儿子的。也算不得信，了了几十字，只当是一简短的手函。简短，字微，充分发挥了中国汉字的蕴藉和古典，有妙趣。
阅儿信，谓一身备有三穷：用世颇殷，乃穷于遇；待人颇恕，乃穷于交；反身颇严，乃穷于行。昔司马子长云：然虞卿非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是穷亦未尝无益于人，吾儿当以是自勉也！
写信的母亲叫郑淑云，是明代女作家。我没有读过她的作品，单从这一短笺，倒也叫我生出三分钦佩。
信里，郑妈妈是这样讲的：
人的这一生时常会遭遇三种困顿，千古有之，孩子，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第一种困顿，拥有卓越的才华，却遇不到好的平台和机遇。
第二种困顿，以一颗诚挚宽厚的心待人，却没有交上值得交的好朋友。
第三种困顿，对自己严格要求，时常反省，却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最后，这位妈妈抚慰儿子，即使人生的际遇如此，也未尝没有好处。孩子你要多读书以自励，不要放纵自己呀！
这样的妈妈，真强大。她的爱，不狭隘，不灰暗，是一个经历风雨历练的女人在看过人生百态后，饱含仁慈宽厚的生命之爱。她爱孩子，爱生命，更能用她的爱，给孩子一个有力的人生。（睿雪摘自《润》2012年第1期）
二、节令是一种命令
毕淑敏
2013年14期（七月下） 总第547期
夏初，买菜。老人对我说，买我的吧。看他的菜摊，好似堆积着银粉色的乒乓球。我说，这么小啊，还青，远没有冬天时我吃的西红柿好。
老人不悦地说，冬天的西红柿算什么西红柿！吃它们哪里是吃菜，分明是吃药。老人接着说，那是温室里煨出来的，先用炉火烤，再用药熏，让它们变得不合规矩的胖大，用保青剂或保红剂，让它们比画的还好看。人里面有汉奸，西红柿里头也有奸细呢。冬天的西红柿就是这种假货。
我惭愧了。多年以来，被蔬菜中的骗局所蒙蔽。那吃什么菜好呢？我虚心讨教。老人的生意很清淡，乐得教我，说道：记着，永远吃正当节令的菜。萝卜下来就吃萝卜，白菜下来就吃白菜。节令节令，节气就是令啊！人不能贪心，你用了种种的计策，在冬天里，抢先吃了只有夏天才长的菜，夏天到了，怎么办呢？再吃冬天的菜吗？颠了个儿，你费尽心机，不是整个瞎忙活吗？
我买了老人的西红柿，慢慢地向家中走。他的西红柿虽是露地长的，质量还有推敲的必要，但他的话透着一种晚风的霜凉，久久伴着我。
人生也是有节气的啊！
春天就做春天的事情，去播种；秋天就做秋天的事情，去收获。夏天游水，冬天堆雪。
少年需率真。过于老成，好比施用了植物催熟剂，早早定了型，抢先上市，或许能卖个好价钱，但植株不会高大，叶片不会密匝，从根本上说，该归入早夭的一列。老年太轻狂，好似理智的幼稚症，让人疑心脑海的某一部分让岁月的虫蛀了，连缀不起精彩的长卷，包裹不住漫长的人生。
年轻年老都是生命的流程，不必厚此薄彼，显出对某道工序的青睐或是鄙弃，那是对造物的大不敬，是一种浅薄而愚蠢的势利。（李孝春摘自《广州日报》2013年5月1日）
三、人间无事人
马德
《读者》2014年第13期（七月上）总第570期
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一个人活得是否洒脱，就在这说与不说上。人间多少事，都是管不住嘴惹的。你在背后说人是非，自有人在背后说你是非。
读《小窗幽记》，说有个叫眉公的隐士，居于山中，有客问他，山中何景最奇，曰：“雨后露前，花朝雪夜。”又问何事最奇，曰：“钓因鹤守，果遣猿收。”
你钓，有鹤相守于一边；你馋，可遣猿于书上摘鲜果与你吃。这真是动人心魄的胜景。崔永元说，他多年来一直喜欢看的节目，就是《动物世界》，因为“动物的世界里没有人。”
看来，没有人折腾的世界，其妙处，何止是清净所能穷尽的。这世间美景美事，为什么隐者所遇甚多呢？不因他在山中，不因他在林中，在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活到人间无事人的份儿上了。（潘光贤摘自《今晚报》2014年4月16日）
四、别人的鞋子
[新加坡] 尤金
《读者》2015年第8期（四月下）总第589期
开学那天，在一群报到的新生当中，我注意到一名女学生眼皮异常浮肿，肿胀处红红的，好似戴了一个怪异的眼罩。我趋前，关心地探问，万万没想到她竟一脸不耐烦，粗声粗气地答道：“过敏啦！”说完，掉头便走。对于她这种毫无礼貌的反应，我与其说生气，不如说纳闷儿。
不久后，她在呈交上来的日记里吐露心声：“由于对某种迄今还查不出来食物过敏，我两边的眼皮肿得好像塞进了两个彩色气球。已经两年多了，医生束手无策，我难过死了。偏偏许多好事之徒一看到我便问东问西，把我看成一个怪胎。有时，我真难堪得想扯对方的头发！”
看到这样的文字，我摇头叹息，这个女孩子，也太不懂事了，怎么竟会将别人的关心看作“好管闲事”呢？我觉得她不但眼皮敏感，连心也敏感。这事发生了好几个月后，我在烹饪时，不慎烫伤了手臂，留下了一个颇大的疤痕，椭圆形，棕红色，狰狞而又可厌。旧友新交，无不殷殷探询。
开始时，我总是耐心地解释、解释、再解释，然而渐渐地不行了，同样的话讲了又讲、说了又说，一日数回，着实厌得嘴巴抽筋。后来，有人关心探问时，我便笑眯眯地说：“我昨天去献血啦！”对方骇然惊问：“怎么会在手臂这个部位抽血呢？”我又微笑应道：“这就叫作不同凡响嘛！”看对方疑惑的表情反而成了我的乐趣。想起那名女学生，我对她两年来所受的委屈感同身受。
总得穿穿别人的鞋子，才知道那鞋子打不打脚呀！（李中一摘自花城出版社《尤今袖珍小品》一书）
五、清秋瘦水
周伟
《读者》2016年第2期（一月下）总第607期
秋天的水，说瘦就瘦了，河中的丝草浮现出来了，墨绿墨绿的一片，丝丝连连，纤毫毕现。我仿佛看到了童年井水中的景象，那般清澈，那般透亮。
瘦水边，人感觉也瘦了。远处有两个黑点，慢慢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一个是斯文的父亲，一个是天真的孩子。父亲张网，一张网，仿佛想网住一个世界。他越是弓身用力，撒出去的网越是到不了他想要达到的位置，网不住他想网的东西，好几次，网都被丝草缠住了。
孩子提桶，跟在父亲后面。他看到瘦水中那些游来游去的鱼儿，在水中旋转着，一下又蹿出水面，白白的鱼肚皮在阳光下发亮。
就在父亲感到失望并打算离开的时刻，孩子扯了扯父亲的衣角，努了努小嘴儿：河堤边的丝草旁，有一条金黄色的大鲤鱼在那儿游来游去，闲适自得。
于是父亲张网，张了几次，总不成功。孩子把桶放下，做了一个双手捧鱼的动作。父亲领会，走上前去，捧住了那条金黄色的鲤鱼。孩子接过父亲手中的鱼儿，用双手稳稳地捧住。鱼儿一动不动，只有鱼鳞在阳光下一闪一闪泛着金光。
看着瘦水里的游鱼、瘦水边的父子，我明白了：世上有许多东西，网是网不住的，把它捧起来，或许更好。（金星摘自《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6日）
六、忍耐富贵
[日]小川未明 李 佩译
《读者》2016年第4期（二月下）总第609期
这是一只轻薄讲究的茶碗，雪白的底色，像透明的白玉一般，上边绘着老爷的纹章。
“不错，是个讲究的作品，声音也好听。”老爷的官吏用手指在碗上弹了弹。陶器匠毕恭毕敬地低着头说道：“已经无法再轻再薄了。”官吏点点头，命令陶器匠把茶碗包好，他要尽快献给老爷。
人们闻讯后纷纷议论着，说镇上某个有名的陶器店老板给老爷精心特制了一只茶碗。官吏把茶碗献到老爷面前：“这是我国有名的陶器匠为老爷特制的茶碗，尽可能做到了又轻又薄，不知老爷喜欢不喜欢。”
老爷接过茶碗欣赏了一番，见果真又轻又薄，轻薄到让人拿在手里不觉得手里拿着东西。老爷问：“茶碗的好坏何以区分呢？”
“所有的陶器都以轻、薄为贵，又重又厚的就不算是好茶碗。”老爷点了点头。从这天开始，这只茶碗就摆在了老爷的桌上。
老爷是一个意志坚强、擅于忍耐的人，从不叫苦，不轻易流露声色。新茶碗很薄，传染很快，拿在手里简直和拿着一块炭火差不多。每次使用，老爷都要忍受烫手的痛苦。
这世上，有多少人不是在享受富贵，而是在忍耐富贵啊！（林冬冬摘自新蕾出版社《小川未明经典童话集》一书）
七、限量感动
子沫
《读者》2016年第12期 （六月下）总第617期
一位德国女士陪朋友看展览，那位朋友被这场展览深深地打动了，女士说：“既然这样，我们再去看一场。”不承想，那位朋友摆摆手说：“这样就好了，我想把这份感动延长些。”我由衷地欣赏那位聪明的朋友，限量感动，不贪心。
记得一本书里有这么一段话：生病也好，不开心也好，都源于一个字——浓。你浓于情就会生出痴，浓于利就会生出贪，浓于名就会生出嗔，痴、贪、嗔是最可拍的。不开心的事情闷在心里就会郁结成气，气结不化就会生出病，病则不通，不通则痛。对付“浓”最好的办法就是“淡”，这个“淡”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在意，而是不贪。人的贪欲是不知不觉的、方方面面的，只能不断地自我提醒。
很久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八月照相馆》，片中老太太一家人去照相馆拍照片。晚上下着大雨，她重返照相馆，对摄影师说：“能让我重拍一张吗？上午的衣服没穿对，我想拍张更好的照片，将来留给后辈。”她在镜头前微笑端坐。
想起木心先生说的一句话：“我好久都没有以小步紧跑去迎接一个人的那种快乐了。”这种快乐因为稀少而让人期待，也正因为如此而更显得弥足珍贵。（极品咖啡摘自《时代青年·悦读》2016第4期）
八、常想一二
林清玄
《读者》2016年16期（八月下）总第621期
朋友请我题几个字，想挂在新居客厅的墙壁上。我便在朋友面前展纸，磨墨，写了四个字：常想一二。
朋友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俗语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但除去那八九成不如意的事，至少还有一二成是如意的、快乐的、欣慰的事。我们如果要过快乐的人生，就要常想那一二成的好事，这样就会感到庆幸，懂得珍惜，不致被那八九成的不如意打倒。”朋友听了，非常欢喜，抱着“常想一二”回家去了。
几个月之后，他又来向我求字，说：“每天在办公室劳累受气，回家后，看见那幅‘常想一二’就很开心，但是墙壁太大，字显得太小，再给我多写几个字吧！”对于好朋友，我一向是有求必应，于是，又写了下联“不思八九”和横批“事事如意”。
后来，我再婚的消息披露报端，引来了许多离奇的传说和流言。一天，朋友打来电话，说：“我也想不出用什么话安慰你，就给你念念你写的字吧。常想一二，不思八九，事事如意。”
朋友的这个电话使我很感动，我常觉得，在别人的喜庆中锦上添花容易，在别人的苦难里雪中送炭很困难。那种比例，也是八九与一二之比。不能雪中送炭的不是真朋友，当然更甭说那些落井下石的人了。
不过，一个人到了四十岁，大概也练出荣辱不惊的本事了，便不会在乎这锦上添花、雪中送炭，或落井下石。我们经历过生命的痛苦和挫折，经历了情感的相逢与离散，已探索出积极的、快乐的、正向的理念，这种理念，正是“常想一二”。
“常想一二”的理念，乃是在重重乌云中寻觅一丝黎明的曙光，乃是在滚滚红尘中接收一些宁静的消息，乃是在濒临窒息时做一次深长的呼吸。（唐丽光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心有欢喜过生活》一书）
读完这8篇卷首语，不知大家有何感慨？是否回到了那时的岁月，回到了书香萦绕的平静日子，回到了心无杂念的青涩时期...无数上涌的记忆和话语，大家想必都希望与他人倾诉一番，欢迎在文末留言，告诉大家你与读者的故事。
一个问题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 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 (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 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 )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 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 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 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 (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 )“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 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 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 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 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 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 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 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 ))，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 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 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 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 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 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 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 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 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 ”“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 ”[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 《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 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 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 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 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 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 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 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 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 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 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 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 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 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 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 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 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 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 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 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 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 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 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 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 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 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 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 《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 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 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 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 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 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 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 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 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 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 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 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 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 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 “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 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 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 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 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 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 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to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 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 ”[4]接着看两性主题。 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 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 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 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 这样，在都 市，性爱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性爱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 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 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 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 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 《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 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 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 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 其实不是这样简单。 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 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 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 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 (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 《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 )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 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 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 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 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 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 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 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 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 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 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 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 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 (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 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 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 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 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 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 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 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 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 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 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 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 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 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 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 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 (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 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 )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 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 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 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 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 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 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 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 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 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 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 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 《万象》也应作如是观。 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 《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 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 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 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 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 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求2010某期《读者》杂志中一篇美文：有“深邃的思想，丰富的诗意……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纪念远去的大师季老年事已至耄耋，可谓是著作等身。 总结季老的一生，千言万语恐难穷尽，倒不如简单来说，哪怕有所疏漏，对于如此大智慧之人，也是无谓之事了。 季老的一生，用北宋大儒张横渠的一句话最为恰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为天地立心天地生万物，万物生生不息，为天地立心，简单截说，即是端端正正的做一个真正的人，试问世间之人，谁敢拍着自己的胸脯说，自己是个一撇一捺，堂堂正正的人。 哪个人不是抱着个为自己的谋利益的心理，哪个人不是为自己的小天地奔波劳碌的主儿。 季老先生不同，真的不同。 季老用自己的一生，在天地之间树立了堂堂正正的人的形象。 季老先生在《我写我》这篇散文中谈到“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 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 ”看看季老是怎么做人的。 实实在在，是季老无法抹去的烙印般的鲁西北人的特征，“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 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 我的真话总是大大地超过谎话。 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谈人生》“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 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 俗语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这就是窍门。 ” 谦逊有礼，只要举个小例子就行了。 有段从小学就听到的佳话：已身为北大副校长的他，守信用为学生看行李。 这件小事想必大家都早有耳闻，让我们再听听季老的话。 “我只劝大家，不要全信那一些对我赞誉的话，特别是那些顶高得惊人的帽子，我更是受之有愧。 ”——《满招损，谦受益》“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 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 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病榻杂记》季先生做人才叫纯粹，那一年季先生去广场看学生，与学生抱头唏嘘，老泪纵横，有些事情发生了，季先生还是替学生说话，正名，每每提及此事，季先生都是痛心疾首，这些不便多说，就算了吧。 至于官方经常宣扬的他学识渊博，尊师重道，爱国爱党，过几天媒体会大肆宣传，这里就不赘述了。 为生民立命所谓生民，便是百姓，是大众，是人类。 而古之有谓“安身立命”，立命这项事业，也是百姓所必须完成的。 而为生民立命，则是承接上一句为天地立心，知道如何做人之后，便要去谋求立命，谋求幸福，谋求更高层次的追求，这一切，需要导师的指引或说是引导，能完成此任务者，敢问当今中华大地上除了季先生还有谁。 季老在北大教书育人几十载，如北大的定海神针一般，是北大始终象征着中国的最高学府。 季先生如此的至人圣人，“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 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 人们常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 ”——《病榻杂记》季老先生在文革期间写得《牛棚杂记》可以说是描写中国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心路的最深刻的散文。 他说到，我决不说半句谎言，决不添油加醋。 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么样子。 “在牛棚里制造的恐怖气氛，同佛教的地狱比较起来，远远超过印度的原版。 西方的地狱更是瞠乎后矣，有如小巫见大巫了。 ”“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不会说话的牲畜，一言不发，一句不问，乖乖地被押解着走。 ”“我在批斗的炼狱中已经接近毕业，应该拿到批斗实践学的学士证书了。 ”“幸亏我已经研究过比较自杀学，我决不自刎。 我还要活下去。 但是活下去又怎样呢？”“全国的“革命造反派”共同努力，各尽所能，又集中了群众的智慧，由粗至精，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由寡及众，折磨人的办法就成了体系，光被寰宇了。 ”如此坦诚得给中国人的心灵上了一场教育课，剖析自己的同时也解剖了国人的心理。 中国人啊，别再犯这样的错了！为往圣继绝学往圣之绝学，在这个时代，似乎已绝迹了，这是个 “无大师时代”，何谈往圣？在季羡林老先生仙逝之后，更坚定了我这个想法。 现如今，不堪入目、难以启齿又不绝于耳的学术腐败，各个高校之中身居高位的顶尖教授都带着商贾气息，更有人高呼“处处散发铜臭味，北大已成名利场！”这似乎有些偏激，可是从侧面也反映了人们对学术界的风气提出很大的质疑。 其实这是时代的过错，是我们全体的责任，万马齐喑，看着一点点烂掉的民族，而没有人说话，悲哀。 为往圣继绝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最后一位大师，无疑就是季羡林老先生。 精通12门外语，译著无数，写书无数，这些主流媒体会像投放炸弹一下空投给我们的群众，我就不多说了。 想大家网络或是谷歌一下，会了解的更多。 为万世开太平这当然是季老先生的遗愿，季老先生的梵文修养、佛学修养，成为中国和许多国家能交好的文化基础。 先生的这份贡献，似乎和现在的政治王道——和谐社会不谋而合，这就是学者的境界，国家是需要大师的，一个没有大师的国度，是会被人遗忘的。 想我泱泱中华汉唐盛世，一代代的大师层出不穷，莫不说经济和国力有多么强盛，但说诗歌和文化是何等的活跃，自由的思想如飞天一般在这古老的国度上空盘旋，洒下的花朵凝结着诗人的智慧，成为一篇篇传世佳作。 千百年之后，不知道后代会如何唾弃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中华土地上，充斥的是欲望与贪婪，欺骗与懦弱，平庸与逃避。 所有的良知和追求都要打上物欲的烙印，不然就会被当成是不合时宜的怪物或者傻子。 大师已经是个渐行渐远的符号。 我们无力改变，可是我们身负责任。 写这篇散文是件很傻的事情，用自己浅陋粗鄙毫无修养的文字，去描述一位大师。 我不怕难堪，因为大师不会在意我这个老家小辈的一片赤诚的怀念，就权当我这个街头纳凉的村人为自己崇拜的大师横洒在地上的一杯烧酒吧……季老走好。 ps: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 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 他精通12国语言。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巴利文专家，作家。 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 叔季嗣诚。 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 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 10岁，开始学英文。 12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 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 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 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 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 同学中还有胡乔木。 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 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 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 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 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 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 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 ”(《留德十年》)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 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 因此，“非读梵文不行”。 “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 ”(《留德十一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 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 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 一个学期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 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 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 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 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 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 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 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 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 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 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 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 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 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 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 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 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 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1978年～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 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 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 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 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1988年3月一 1989年4月草稿，1992年6月定稿)。 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 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是“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
以前忘了是读者还是青年文摘上看到的一篇文章，讲女主在一个朋友聚会上认识男主，男主喜欢过很多女生，
谁的青春无试探作者：涉水深[1]朱迪的朋友大金是有名的大嘴巴，挂在嘴边的话常常是，别看谁谁平时低调其实是富二代公子啦；某某已经在校外结交了来历不明的男友啦等等。 朱迪若是问她如何知道的那些信息，大金肯定以“听说”为开头，也以“听说”为结尾。 来历不明的话水分很多，朱迪就把这些“听说”当成调剂生活的作料，就着薯片咔嚓咔嚓吞进肚子里消化掉了。 不过今天貌似有一个惊人的消息在等着朱迪。 中午，朱迪刚在食堂里坐下，大金就神秘兮兮地坐过来。 “听说，二班的科辰喜欢你。 ”大金意味深长地望着朱迪，“你有消息也不透露给我，对我还这么保密。 ”“科辰?谁说的呀?”朱迪被一口汤呛到了。 “是有人听见科辰说，觉得你还不错呢!”大金“嘭”的一声打开一瓶易拉罐饮料，“朱迪，你不喜欢他吗?”大金步步紧追。 被别人喜欢应该是件值得窃喜的事情，可是朱迪为什么高兴不起来呢。 最后她忍不住问了一句：“那个科辰是谁呀?”[2]朱迪对科辰一点印象都没有。 两人唯一的一次交集也许是在阶梯教室开年级会议时，朱迪习惯性地来晚了，一位坐在教室后面的男生主动把自己的书包拿了起来，给她腾空位。 于是，作为感谢，朱迪把自己那杯速溶咖啡递了过去。 不知道是不是咖啡起了作用，男生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趴在竖起的一本书后面睡觉，而是打开笔记本，认真记着教导主任关于模拟考试的注意事项。 散会后，有几个男生拿着球过来招呼着他：“科辰，走啦。 ”应该是一个认真学习且有很多朋友的男生吧!朱迪当时心里小小感叹了一下，可是仅此而已，不知道怎么就传出他喜欢自己的话。 莫非那次就是他在接近自己?朱迪想到这里心里就很紧张。 要不要向科辰问清楚，是不是他说了什么不该说的。 可是真看到科辰，她又犹豫，这样会不会伤害到他呢!朱迪承认自己有点着急，她真的是怕别人误会了，因为在朱迪心里的角落里住着另外一个人，那个人要是误会了自己她不知道该怎样去解释。 [3]朱迪没想到需要她解释的却另有其人。 某天，朱迪下了课被一个小个子女生堵到了，她直接就说明来意：“你最好离科辰远点。 ”朱迪纳闷地问：“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我妈妈和他妈妈是好朋友，我们很熟，你没有机会的。 ”女生说完气咻咻走了。 原来科辰也是有人暗恋的。 课问操，大金指着远处正在卖力喊口号的男生说：“你知道吗，听说啊，话筒王子和舞蹈团的团长正谈恋爱呢!”远处声音洪亮的男生被女生们称做“话筒王子”。 朱迪的眼睛瞟过他，心突然像低血糖那样难受。 是的，她在意的人就是话筒王子。 不知道这回大金的信息从何而来，她第一次希望大金的话不是真的。 记得高一运动会上，当朱迪知道话筒王子是主播的时候，就勇敢地报名参加了800米跑，她想让自己的名字被他念出来。 果然话筒王子在喇叭里有力地喊着，只是他说：“让我们给这两位并驾齐驱的同学以鼓励!”然后就是响彻全场的加油声与欢呼声，跑在后半段的朱迪知道那是第一名冲线了。 他没有看到自己不怪他，是自己没有能力让他可以看到，朱迪埋怨着自己跑得太慢了。 他好听的声音给这个伤感的理由增添的都是甜蜜的元素。 朱迪可不想让他听到自己与科辰的传言。 事与愿违，朱迪与大金几次在校园和那个小女生狭路相逢，小女生都是斜睨着眼睛挑衅地看着她们。 “听说，她表白失败，被拒绝了。 ”单调的高中生活不会缺少长了翅膀的流言飞语，身边总有人不停地报料。 “也许，科辰真的喜欢你，否则为什么会拒绝她呢!”沉默片刻后，大金突然说道。 [4]中午，朱迪突然收到一条短信，上面写着放学后在图书馆门口的车棚里等我。 “我”有可能是谁，手机号码不熟。 等到朱迪看见了班长才意外地发现原来有人在默默地关注着自己。 班长说：“朱迪我注意你很久了，你的作文写得不错，我看过，很喜欢。 ”朱迪“哦”了一声，不知道他究竟要说什么，是喜欢自己还是喜欢自己的作文呢?班长继续说：“我想问问你是不是喜欢科辰。 ”“为什么要问这个?”朱迪一惊，难道他听说了什么。 “因为，我喜欢你，想搞清楚你喜欢谁。 ”班长推着车慢慢走着，继续说：“本来想高考完再告诉你，因为，最近班里的同学总是乱说话，万一哪天你听说了我和某个女生的传言，我担心你不会相信我了。 ”班长小心翼翼地看着她，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 天哪，在朱迪揣摩科辰是否真的说过喜欢自己的话时，另一个男生也在观察着自己，而且是好久了。 那天，班长还与朱迪交流了打算考哪个学校，对哪个专业感兴趣。 朱迪惊喜地发现班长也并不是如平常那样严肃，他也有幽默坦率的一面。 原来喜欢是从坦诚地交谈开始的。 朱迪的心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一刻平静了，好像飘荡了好久的小船终于看见一个港湾向自己敞开。 [5]高三的生活开始变得忙碌，偶尔放学后，她看见了围追堵截自己的小女生坐到了话筒王子的单车上。 “听说，他和芭蕾公主本来计划高考后一起出国的，后来因为女生的爸爸破产了，他就甩了她。 ”大金冲着话筒王子丢过去一个白眼。 “是吗，变得好快。 ”朱迪倒吸了一口凉气，她宁愿不再相信这些传言，虽然有时还是为它们感到惊心与难过。 无论是在传言中曾经引起她欢喜过的还是在她心中留下遗憾的，都开始在与班长的会心一笑中慢慢变得模糊了。 朱迪开始变得踏实与安静，不在意自己在其他人的传言中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了。 直到高考结束，同学告别会上，大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来，后来有人提起了说：“这下可好了，大金和科辰考到一所大学里了，难为大金为科辰这么拼命努力学习。 ”“对不起，我对自己没有自信，他们都说我嘴巴大，我以为科辰喜欢的是你这样的女生，所以一再地试探着，故意说科辰喜欢你。 ”拿到通知书的大金在电话里将对不起说得清晰有力，“不过，我现在明白了，我是可以做得到的，朱迪，你相信我吗?”“我相信，你的努力总是有人会看到的。 ”朱迪挂了电话微笑着，她想大金也应该是同样的表情吧!有谁的青春没有过试探与掩饰，求证与等待。 不过好在我们都走过来了，而只有拨开这些云雾，我们才能看清楚自己。 感谢您对派派小说论坛的支持，满意请采纳为最佳答案。
